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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视角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发布:审计服务   更新时间:2024-01-04 06:50:29

  2020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明了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制定了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战略路径,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

  回顾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根植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并随着生态环境管理实践逐渐完备和深化。

  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建立阶段。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将环境治理体系确立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八大基础性支柱之一,明确了环境治理体系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着力解决污染防治能力弱、监管职能交叉、权责不一致、违法成本过低等明显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环境治理体系的主体进行了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至此,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框架基本形成。

  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点的改革阶段。随着环境质量的持续好转,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明显问题的窗口期。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2018年《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对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内涵和重点改革方向进行了揭示,提出包括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系、经济政策体系、法治体系、能力保障体系、社会行动体系在内的“五大体系”结构框架,为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完善阶段。2019年,《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环境治理体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紧密结合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2020年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各领域,提出建立完整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和法律和法规政策体系。这“七大体系”从行为主体、管理机制、实施保障等方面构成了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历经五年的发展,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以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为基础,以生态环境管理重点工作为中心,在治理目标、管理手段、工作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一,“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建设目标更加多元、更加全面;第二,将行为主体和管理机制分开阐述,内在逻辑更加清晰;第三,突出领导责任体系,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工作机制、财政支出机制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制,各级政府责任落实更加具体;第四,强调市场手段和信用手段综合运用,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管理手段更为丰富;第五,强化多方共治的大环保格局,主体权责更加明晰。

  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总体完成,环境治理体系在现代化建设中还应根据生态环境管理的制度实践不断丰富,既要充分的利用政府的制度资源,为监督管理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充分的发挥经济和社会等创新机制,激发企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同时,还应注意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在吸收国际社会先进制度经验的同时,将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实践及时总结,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典范。这不仅是建设天蓝水清地净的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也将为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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